如果严格解释当事人另有约定，该规定可能过于具体和机械。

那么，既然通说出自于统计学的事实标准，意味着最广为接受的学说，如何能够认为通说的产生也可能违背民主性？统计学的标准不就蕴含着某种民主多数决的计算方式么？ 学者告诉我们，那是因为有学术权威的存在。这种合理化的过程就是所谓的体系化。

第三，概念的相似度和联系紧密性。在第二个核心争议的理论性分析中，我们同样更好地理解了侵权法上抽象而一般的损害概念，把这概念拓展到超越主观体验的部分，从价值论的角度融贯而自洽地说明了财产权与名誉权这两类权利的本质差别。在他们看来，法律解释是复原既存事物的保守性活动（conservative activity），要尽可能地尊重立法者的权威，尊重法律文本，尽可能克制地对法律文本进行理解、解说和解释。融贯性和体系性是一种规范性要求、一种理想状态，是我们希望现有法律材料在司法实践中被融贯和体系地运用。Alexy与Peczernik也采纳了类似的体系概念和标准。

然而，这两个原则是否可以充分地辩护法条主义或法教义学的核心主张？在我看来，并不那么乐观。对法律的理解无时无刻不受到实在法规范文本的限制和约束，解释活动犹如带着镣铐跳舞。基层社会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必须嵌入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之中。

[12]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参见李炳烁：通过司法的基层社会治理：解释的框架与转型空间，载《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即：一上是指首先由党员、村民代表和群众意见建议，然后在此基础上由村两委会集体研究讨论，并提出议题。评价过程中一票否决制度，体现了治理内容的焦点。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研究涉及到规划治理目标，生成治理结构，建立运行机制，制定行动路线、行动方案，监督治理过程，明确评估标准并组织对实际效果进行评价，回溯治理目标，实现善治结果，等等。

【摘要】 治理能力提升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模式的形成是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的体现，也是对治理理念、内容、方式和效果的总结和提炼。

实施城乡管理、社情民意、公共安全、应急处置、平安创建‘一张网工程，各级干部包片管线驻村相结合，一网多用、一格多员、一员多格，努力形成城乡统筹、各方联动、源头治理、服务优化、动态管理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大量发展公益社会组织，发挥志愿服务作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当重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长效治理和依法治理的有机统一，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评价体系完整是枫桥经验的又一特征。建立三个组织：红枫党员义工队、乡贤议事会、老娘舅调解会。

综合执法平台承担一线日常执法巡查和现场监管功能，工作任务包括：统筹行政执法资源，落实执法信息公开，建立联合执法机制。诸暨市委办公室、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6年11月10日印发的《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三年(2016-2018)行动计划》提出了促进公共服务建设的计划：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不断增加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加快教育、医疗、社保、文化、信息等城乡一体化步伐，推动镇村便民服务中心优化升级，千方百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五、治理目标的回溯能力 目标回溯能力指治理的全过程、全方位均以实现善治目标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解放。村落、社区是公共生活的基础单元，在充分发挥政府服务的同时，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自我管理能力，落实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发挥主人翁作用。

巩固与深化平安村、社区、企业、校园、医院、市场、矿山、路段、校区、工区(工地)、园区、景区等平安创建工作，落实长效管理。[11]高苑、种哲：基层社会治理中政治文化整合机制建构的前提思考，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7期。

三项机制包括：统筹协调机制、工作闭环管理机制、条快力量融合机制。(一)三上三下民主治村 民主决策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核心和关键，基层群众民主决策的法定形式是村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基层的延伸，是基层群众决定村级事务的主要途径。

长效治理确立明确的治理目标，治理活动具有针对性、有效性和持续性。公民能力建设是基层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四先四早工作机制指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9] 民主治村的实施，通过细化的群众自治事项，汇聚群众智慧，搭建治理平台，实行民主决策，保证良好治理效果。完善法律服务供给制度，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三种事项均有其各自的运行机制，群众自治事项的运行机制另文论述，诸暨市优先建立了党委领导事项和政府服务事项的工作机制，主要有：四前工作法四先四早工作机制三项机制两网支撑机制等。

三上是指将论证后的方案交由村两委会讨论，并由党员大会审议，会前应把方案送交全体党员。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志愿者活动等等，都与公民素养的提高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

社会自治还可以大大减轻政府的社会管理负担，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减轻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巨大压力。另外，村监会的规范化建设也为民主监督创制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治理方案明确，分工合理，步骤清晰，目标明确。综治工作平台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加强党委的领导作用，使各类治理主体之间相互协调、配合，形成合力。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率先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意义深远。这种模式注重操作性，是对基层社会治理独特方式的描述和说明。其中，组织体系建设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只有组织健全并且有效发挥作用，基层社会才能得到良好治理。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明确治理标准，凝聚治理共识。

二下是指召开民主恳谈会和党员议事会，并请法律顾问对再修订后的建议方案进行论证。向村(社区)选派律师或者基层法律工作者担任法律顾问，逐步实现‘一村(社区)一顾问，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推动法律服务向就业、就医、就学、社会保障等领域延伸。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包括人防、物防、技防和心防(心理防范和指导)，构建立体化、互补性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才能及时化解各类风险。承诺不仅明确，而且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

完善三个机制：村规民约自律机制、模范家庭评定机制、先锋党员评议机制。科学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保证了基层社会治理中问题从源头得以解决，矛盾纠纷化早、化小、化苗头。

在2008年5月的一次民主恳谈会上，三上三下机制应运而生。三、参与决策和实施监督的能力 参与重大事项的决策和监督实施能力，是指村民(社区居民)参与村(居)事务管理并监督村级(社区级)自治组织管理活动等能力的总称。通过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个体等密切合作，取长补短，形成治理的合力。依法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通过党建引领、政府采购，引导各类治理主体充分发挥作用，释放社会活力。

(二)改善核心要素、核心环节和核心方式的治理模式 《诸暨市委关于创建发展枫桥经验全面深化法治诸暨建设的意见》提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丰富深化‘枫桥经验的法治内涵，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将社会自治作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社会自治主要形式表现为城乡居民自治、社区自治、地方自治、行业自治和社会组织的自治。

发挥软法的作用，体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3.组织开展矛盾纠纷综合排查工作。